有关美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麦可·山下“重走马克·波罗路程”和“追随郑和再下西洋”两个专题的资讯，迪派影像网都曾经作过报道，这次在平遥文庙《华夏地理》展览现场，我们有幸与麦可·山下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他的摄影和职业相关的诸多方面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菲林：您好！山下先生，简单介绍一下您和“重访马可·波罗的踪迹”的近况。
山下：关于“重访马可·波罗踪迹”专题，我是在2001年完成拍摄，2002年出版画册，后来再次造访是为了拍摄纪录片。这三者（照片、画册、纪录片）构成了我关于重访马可·波罗踪迹的三种生命，今年秋天，这本画册的中文版将会出版，这又将是第四种生命。所以，关于马可·波罗踪迹的故事将永远不会停止，将一直拍摄、延续下去。这是每一个摄影师所梦寐以求的事情，能够有一个主题可以一直做下去。当然，在做这个专题的同时，我还有其它的拍摄计划也在穿插着进行的。
现在中国正在崛起，明年奥运会又要在北京举办，所以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转向了中国，我很高兴能遇上这样的形势，这样我的照片的市场需求量就会增加，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从82年开始，我在中国已经拍摄工作了25年。
记者：您拍的关于马可·波罗和郑和下西洋都是有关的古代的题材，选择这样的题材拍摄是《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以下简称NG）的一种选材倾向还是您个人的爱好？
山下：其实我也做当代题材，不过我确实对历史题材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影像都是正在消失之中的，现在不拍的话，以后就看不到了。比如这次“重访马可·波罗踪迹”专题展览中有一些我在2000年拍摄的画面，但是在2004年我们再去拍纪录片的时候就发现环境改变了很多，很多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
菲林：那么“追随郑和再下西洋”是否也是基于同样的一个理念：为了纪录正在消失的影像？
山下：郑和在西方是不为人所知的，很少有西方人会提到他……
菲林：我们以为很多西方人知道郑和下西洋的事情。
山下：（笑）是呀！在《国家地理》的资助下我开始了这个从中国到非洲东海岸的“追随郑和再下西洋”专题。在拍摄期间，我把郑和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但又不为人所知的探险家”。由于马可·波罗的旅行记在西方家喻户晓，所以《国家地理》连续三期、用了82页的篇幅来刊登、介绍我的“重访马可·波罗踪迹”专题。而郑和在西方（包括在NG）的知名度就不如马可·波罗，所以用的篇幅就比较少。但是在我个人看来，恰恰相反，正因为西方人对郑和的事迹了解甚少，所以更应该大幅报道。郑和下西洋不光在中国，在整个亚洲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郑和是在麦哲伦、哥伦布、达迦马等西方探险（航海）家之前周游世界的亚洲人，他所经之地都是当时西方人所未曾造访过的。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虽然是叫“中国”，但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个东方的国度，而非中心。在西方人看来，是麦哲伦和达伽玛发现了亚洲；而在亚洲人看来，是中国人发现了全世界。所以，从亚洲人的角度来讲述世界的发展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从这一点上理解，郑和是很伟大的。同样的意义，马可·波罗也是很伟大的，因为，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但是他是第一个把中国介绍到西方的西方探险家，而且是在700多年前。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在您身上，有没有遇到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和困惑？
山下：（笑）是的，我是在美国新泽西一个小镇长大的，我们是镇上唯一的一户日本家庭，所以从小我就希望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我有意识地拒绝日语，也不学习日语，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父母也是用英语交谈，只有在一些需要保密不想让我知道的时候才会使用日语，比如商量要给我什么圣诞节礼物之类的。
由于长的一张亚洲人的脸，在童年的时候，我时常会感觉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压力，所以从小我就热衷于体育运动，并且很擅长，比如摔跤、棒球、橄榄球等，比同龄的美国小孩都擅长体育运动。当然，关于人种歧视比较严重的事情主要是在50年代，后来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在美国生活工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学时有一回拍集体照，老师特意把两个黑人以及我和我兄弟两个黄种人分开穿插在同学们中，以显得班上成员的多元化。
山下继续说道：
长大以后发现，周围有很多人比较关心我的根源，比如人家会说：哦，你是日本人呀！我最近刚去过东京……然后就会问我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但是我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类似的困扰在约会的时候也会出现，比如我想约会一个白人女孩，但是她的父亲就说：他是一个亚洲人，不合适……从那以后，我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学习研究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毕业后（1971年）去了日本开始自己的寻根之旅。
在日本我生活了四年，但是不会说日语，我拎着照相机到处拍摄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以此作为自己与人沟通的手段的延伸——用照片告诉别人我是来干什么的，都干了什么。于是，我逐渐对摄影产生兴趣，并慢慢走上了职业摄影的道路。当时我也没有其它更好的职业可供选择，所以，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摄影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并且完全被摄影所吸引。而且那个时候在日本，就象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当时有一本新出的杂志，我就把自己拍摄的作品寄给他们，很快就被录用。在与日本人共事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我长的是一幅日本人的脸，但是我的思维方式却是西方人的。
谈到NG的专业摄影师，山下先生一下子又打开了话匣子。
山下：我是从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起步，逐渐成为一位职业摄影师的，我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从业余摄影师成为NG专业摄影师的例子。但是成为一名NG专业摄影师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NG摄影师的机会更是十分微小。它的最大挑战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能够一贯地按照需求、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任务，并且每一次都要出色地完成，不能失败。因为如果你失败了，哪怕是一次失败，那就意味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为杂志工作了。在NG摄影师的圈子里，大家见面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在拍什么”，然后紧接着就是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下去你要拍什么”。这意思是，你必须一直找到合适的题材不断地拍摄，才能胜任这项工作，才能养活自己。
菲林：我们也很想知道这第二个问题。
山下：（笑）作为NG专业摄影师，这第二个问题是最需要重点关注的。我看到过很多为NG拍摄的新的摄影师，他们已经为NG完成了一、两次精彩的拍摄任务，可能自己会很有成就感，但是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最关键的是，还要看他们能不能不断地创造成绩，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记者：请问山下先生，您是第一次到平遥吗？
山下：平遥是第一次来，但不是第一次到山西。在拍摄长城专题的时候，我来过晋北一带。
菲林：第一次来平遥古城，感觉怎么样？用你们NG摄影师的眼光评价一下。
山下：事实上，我已经把平遥作为一个选题报给NG了。在我这次亲眼见到平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她是一座保护得很好的古城，基本上没有被破坏过，这在中国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只可惜一直没来过。对我来说，平遥能够保存得这么完好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条件，所以我很愿意化很多时间在这里呆下来进行平遥古城专题的拍摄。
记者：对这次2007平遥摄影大展的感觉如何？
山下：我曾经参加过法国南部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新闻摄影节，但是到平遥后发现，这里的规模还要大。
记者：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作品？
山下：我昨晚才到平遥，今天上午一直在接受采访，还没有时间去看展览，但是我会去看所有的展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有这么多人对摄影感兴趣，但是我并不觉得惊讶。
记者：为什么？
山下：因为，在中国，惊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已经习惯了（笑）。
菲林：回到前面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马可·波罗的话题。您重访马可·波罗踪迹是以他的那本著名的《东方见闻录》作为依据，那么您觉得马可·波罗的这本著作对于西方人、特别是后来的西方人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山下：毫无疑问，马可·波罗在这本《东方见闻录》中所列出的有关丝绸之路、以及他旅行途中的如此丰富的地理知识是他的所有前人和后人所无法比拟的，在他的书中所描绘的中亚世界，在现在的地理位置上仍然是准确的，并且它对后来的探险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比如哥伦布，在出发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手头拿着的就是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且在书中列出了所有他想去看的地方，其中就有被马可·波罗描绘得很富有的、屋里铺满金子的中国城市。
菲林：说到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对于当时富裕中国的描述，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遍地是黄金”的夸张言辞，激起了西方贵族的妒嫉和好奇之心，最终导致了后来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掠夺，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山下：（笑）的确，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有很多夸大的内容描述，其实西方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完全不相信他所写的。比如他书里提到杭州有多么富裕，有百万人口，有多少的有钱阶级，甚至在西湖里养鱼、然后捞上来吃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人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十万人口，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像过这样奢侈的生活，一顿饭有好多好多道菜等等。所以我认为，西方人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才来中国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记者：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到过多少个国家和地区？那些不同的经历对您的思想和内心是否有所影响？
山下：我已经去过大概一百多个国家了，主要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和其他年轻的摄影师一样，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十五年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我应该在最适合自己身体的地方工作，那就是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笑）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我现在只喜欢去那些吃大米的国家。
在日本的时候，我曾经拍摄过一个园林题材的作品，被大家称为了园林摄影大师，结果后来就拍了不少和园林有关的专题；在拍湄“公河——母亲河之旅”的时候也是，当时就我一个是坚持从湄公河源头一直走到尾的人，出版了画册，受此影响，后来拍了很多和战争题材有关的任务。所以，不同的摄影经历对自己的职业和思想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
我觉得大的方向自己还能把握，那就是，我一直在亚洲——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生活工作。
菲林：有个问题想探讨一下，现在很多纯自然的风光景观和很单纯的人文景观，因为有了摄影的传播而为外面世界所了解，于是开始商业旅游开发，大批的游客涌入……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对原有的大自然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您一定也拍过一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十分矛盾的问题？
山下：我不是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或者暗示，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当然是很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踏入某一个原始自然、人文景观的人；但是说到改变，我想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对于原生态的自然人文景观的侵袭和蜕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发展力量所导致，而不会仅仅是因为摄影。就象湄公河的现状，是无法逃避的。我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去拍摄纪录即将被破坏、即将受现代社会影响而濒临消失的人文景观影像。前面提到的有关马可·波罗的专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0年拍摄的时候还在的景观，三年后再去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辨认了。
菲林：这是您自己的个人观点？还是NG内部已达成的共识？
山下：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举个例子，在拍摄丝绸之路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一段是在阿富汗，当时那里看上去就象是13世纪马可·波罗当年走过时的样子，路线、环境什么的都没有改变，这十分符合一个需要拍摄这样题材的摄影师的理想。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虽然是生活在21世纪，但是那里的人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生活，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寝”的旧式的“黑暗”生活方式，这就不见得是当地的人们所希望的样子了。
菲林：最后一个问题，NG的粉丝们总是对你们的装备很感兴趣，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武器”？
山下：目前用的是佳能EOS 5D，我是去年才开始换数码相机的，在这之前使用的是佳能EOS 1V相机和富士 Velvia (RVP)反转片。大概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前，约80％的NG摄影师使用的都是胶片相机，但是到了去年，似乎一夜之间，情况就正好颠倒过来了，80％的NG摄影师都开始使用数码相机。镜头方面，我喜欢使用具有防抖功能的变焦镜头，佳能所有焦距段的镜头我都有，但最常使用的是16－35mm的变焦镜头和400mm的长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