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常被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但在《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贺延光看来，他的30年却要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开始。 

　　1972年5月6日，贺延光从劳动了4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待业一年多，被分配到崇文区化学纤维厂。 

　　1976年4月1日，贺延光带着厂里80多位团员和青年，举着自制的大花圈走去天安门广场。4月2日，贺延光就发现花圈被有关方面连夜收走，于是又重写了一遍悼词“裱上塑料膜”贴上去。“他们晚上把花圈撤走，第二天人们又把花圈用大吊车吊过来”，民众的勇猛抗议鼓励着贺延光拿起了照相机——除了自家的120相机，他还借了一台135相机。

　　5月6日，贺延光被逮捕，工友孙正一和陈瑞也相继被捕，三人被定为“贺孙陈反党集团”。 

　　1976年12月4日，贺延光被释放。贺延光个人的平反大会1978年8月在崇文区工人俱乐部举行。 

　　1978年10月12日，反映贺延光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发表。 

　　1978年10月16日，贺延光当选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最后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在民间举行的庆祝“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中，采用的相关照片却多是业余摄影者的作品，这让贺延光立下了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职业心愿，哪怕很多照片暂时还不能公开发表。 

　　25年后，贺延光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北京市地坛医院拍摄非典，“因为我是新闻记者，当若干年后人们要看SARS照片，如果我交了‘白卷’，肯定无地自容。” 

　　1979年4月，贺延光参加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贺延光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临行前学习几首日本歌曲，贺延光只学会了《樱花》。所到之处的日本民众家家户户在傍晚的樱花树下席地而坐，处处是欢笑，“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和谐”。日本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不大，冰箱、电视机和汽车都很常见。

　　也是1979年，贺延光被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1980年他成为《北京青年报》复刊筹备组的六名成员之一，“我是先当记者，后学摄影，在这个过程中又正好赶上国家改革开放。”1983年，《中国青年报》摄影组一位老记者退休，贺延光得知访日时的同伴王石正是总编辑，赶紧去找他，很快就顺利调入。 

　　1981年5月，他拍出了第一张获奖照片《个体户上街》，通过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来反映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萌芽。近30年，贺延光拍摄了《小平您好》《老山战事》《民主进程》《深圳又长高了》《广西大排雷》《九江决口》《巴楚地震》和《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等著名照片，先后7次在国内最高新闻奖评比中获奖，是中国新闻界唯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